萧萧树：乡村的琐碎中没有爱情故事

　　许多年前的夏天我遇到石门这座城的尽头，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以及他的爱情的尽头。记忆中最清晰的是那条隔离了城市和乡村的大路，滚滚烟尘从远方而来，又消失在另一个远方。多年后一位记者朋友很深沉地跟我说了一句话“尘归尘，土归土”，我便想起当时的年轻人们，日落之后，不知归于何处。

　　那时我怀着一个“文艺青年”的憧憬与抱负，骑了一辆单车，离了学校，独自去石门城外开发区的一处村庄读书、写字，凭着不足千元的稿费过起了隐居生活。那小屋的户主是个黝黑的老伯，全家已迁至近郊一处“幸福新村”，只剩了这废弃的老宅，每月收八十元租金。围着老宅的是一圈小土墙，低矮，长满狗尾草，长草蔓延到院里，带着曾经饲养过鸡豚狗彘之畜的气味，而院中一棵茂盛的绒花树甚是喜人，那树的名字我问了许多年才知道。我正是仲夏时分到达那里，那花绽放如火，那花零落如虹，我便没再寻找，当夜住下。小张住隔壁，屋子稍大一些，但都是厢房。院中还有一间正房大屋，却只设案几，没有床榻，门厅大开着，正中处却是一幅落满尘埃的释迦佛像。几日后两个女子曾来看房，之后便再也没有人来过，那大概成为村落中暗夜孤魂的落脚之所吧。

　　我的小屋最小，如今想来简直不堪回首，只有不到十平米，桌椅床铺全是红砖砌成，放上一块稍大些的糙木便是床，另一个稍小些的光木便是桌。我没有带书，生怕被老鼠或其它难以名状的黑夜造物吃了去。的确如此，那夏日与我同居者便是一种大过蟑螂、生性默然却行动迅捷的虫子，一夜到村中网吧下载资料归来，见屋角椽子下有一块极大的黑色斑点，那便是它。我虽生物学出身，却天生胆小，尤其对这种突然而至的未知造物。于是便站在门口给朋友打电话，四处询问那到底是什么怪物，其实我对蟑螂也不了解，幸亏知道它大概无毒，但至于其它，鼠疫、流感、出血热、黑死病一些混乱的词汇便浮现于我脑中。同学听我描述罢笑言，那应非蟑螂，实乃蟑螂精也。这是玩笑，接着他又安慰我说那昆虫应是土鳖，且是雄性，因同属于鳖蠊科，故而相似，其实无害，那些雌的可入药也。这玩意儿竟可入药?我便想起那惯于扯些将经血、耳屎、骑马布、童子尿入药的李时珍，对于中医便也生起从未有过的“愤恨”。几分钟后，恰逢小张从外回来，见我踟蹰在门外，问罢情况便取了一根长树枝把那被神诅咒的造物赶了出去，救我出了尴尬。

　　人之适应能力似是无限的，野夫先生曾说人入狱之初，他的挫败感是源于与自由世界的对比，而之后，则是源于与同样处境的狱友对比了。我也深知人欲想快乐是应该多做些纵向对比，否则这个时代大抵会有更多的愤愤不平者了。于是月末，我便能渐渐适应这飞翔的土鳖，虽说将它诗化太过艰难，但那时我写出的文字却很少有恐惧。

　　后来我也偶见小张从树上捏起一只那虫豸来游戏一番，想到这场景，读者大概以为那是个山野莽夫模样的人，那便大错。其实小张当时不足二十岁，说起他的面貌仪表，完全可以拿《霸王别姬》中的张国荣来做一比，柳眉杏眼，朱唇皓齿，留着乌黑长发，竟是女子一般模样，至今想来犹觉得很好很好。其实我起初并不知道邻居是什么来头，只是偶尔听到隔壁电话声。初来此处，多昼伏夜出，对周遭的人也毫无兴趣。直至某日中午，听得外面潺潺流水，那原是小张在冲洗院子，那时满地落花浮在水上，如一条花溪，我的小屋门槛低矮，水和花顺着便流了进来，我朝外走，就踩上一脚泥。他尴尬地看着我，恍惚中我便忆起儿时读的三百六十五夜故事，有篇叫做海螺姑娘的(据说故事中那男子至今还在等待海水枯干，那鹦鹉螺的仙女便会回到身边)，仿佛这人从无处而来。

　　寒暄几句，才知他是个离家打工的青年，就在开发区的一处工厂。他很抱歉，当晚下班，便带来几瓶崂山赔罪，又唤来几个朋友，邀我共饮起来。他们未遇过我这般怪物，既不工作，也不种田，活得倒似悠哉悠哉。其实那时的文艺青年大概都有些自我放逐的心理，仿佛随身带着一座牢狱，我们时常觉得那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秘密营盘，实际上多是画地为牢的心灵囚笼，与虫为舞而不被做腐尸吃掉的人们，多是聪明的装死者，而我们则是病入膏肓时却还自以为带着反抗与渴望的虚假的生活者，我所知的艺术的悲剧多是如此的。那仿佛是我曾经写过的片段，我虽好酒，却不胜酒力，所以时常误事，说些口无遮拦的话，也正因此，大多人对我便少有提防。于是山南海北地说各自家乡的奇闻，我原以为这些孩子是并不读书、并无思想的，小张却跟我讲到他们村落中一处基督教堂，他们很多孩子时常趴在那老屋的窗外，听那些神父们布道、诵经或唱诗。他感觉那些箴言、赞美诗中都带着一种美感，很多东西他不能理解，可听着便是美的。他说自己尤其喜欢《圣经》的样子，那书给他一种神秘感，他远远地看着，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能够得到。他们问我做些什么，我说只是读书，于是自那之后，小张便时常到我小屋里看看我的电脑里都放了些什么“圣贤书”。那时还是文学类书籍居多，自然有相当部分是十分厚重的作品，但也有不少能在茶余饭后博人一笑的，譬如世说新语，笑林广记之类，他很喜欢那些文字，又常常想学习些古文，好几次对我说，与人交谈时如果能时不时冒出几句古文想必是非常骄傲的事情。刚得知我是毕业生后，这几个年轻人竟颇为羡慕，又疑问我为何不在大城市觅个糊口差事，我大抵是颇有几分骄傲地感慨了一番所谓的人生理想吧，变革时代的激情犹存，谁知那是否幼稚呢?于是一个青年便谈起数年前他们镇上发生的一起铲车杀人事件，数死数伤，上了新闻。但那些都是假的，那个青年说，死人至少十个，而且那开铲车的又根本不是什么醉酒，分明就是为报私仇，这社会的故事太过复杂了。说着说着，这几个年轻人便不再给我插话的空间，他们为各种事情争论，这些底层的孩子们虽囿于视角的局限，对于七里八乡的基层政治却依旧兴趣盎然。他们说起基层干部的贿选，拉帮结伙，以权谋私，好多很是黑暗的故事，最后竟至竟谈论起自由是什么，他们当然并不懂得许多学理及概念，却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夜半，小张便在醉意中再次沉溺于自己小村庄的记忆，沉默很久，说，他们很多人都出农村了，仿佛只需要越过那小教堂的低矮的窗子，便是外面的世界。

　　我真的想在乡间寻找到这样一座教堂，小时候，父亲偶尔神秘地说起他们去教堂站岗，“坏人们”但有集会，他便会很晚回家。教堂对于我是一个秘密。第二天，我骑着单车去更远的村落，寻找到一片桃花林，却没有遇道半个教堂。但从那之后，我们便相处得很安好，我突然觉得人是存在一种基本共性的，最终这种共性也会战胜毁灭人性的东西。几天后，一个女孩来这里寻找小张。那女孩相貌平平，却颇有几分乡下女子的动人，他的脸圆圆的，圆圆的脸，那是我诗歌中的意象。而那时城乡结合部落之中已很是流行将头发染成花花绿绿，画了浓眉，抹了唇红，穿了露肚脐的衣服，甚或有人钉起鼻环、眉环之类。这女孩自我介绍是小张的女友，我看她大概也就十七八岁的模样。她没有见到小张，便来询问我，在院里喊，毫无羞涩，很是落落大方地微笑着。

　　小张大概是去网吧玩游戏了，我告诉她，她便在院里等。他们都在一家工厂做工，却并不住在一起，起初我也并不好意询问，因为如今年轻恋人的同居该是非常开放的事，这对恋人倒很有些保守。我以为他们大概相处得短暂，后来才在酒后听小张说他俩其实是被家人逼上梁山。两人从小便是同学，青梅竹马的感觉，只是谈婚论嫁之时，女孩的母亲非要小张家去县城置房。这已是很普遍的故事了，但如果女方稍有通情达理之处，大概是可以不去在意的。但事情拖拉了许久，女孩家却终于下了最后通牒，无房不结婚，于是两人便真的私奔了。小张是怀着一身冲动，离家时大概也会立下一定要在城里买下一套房的豪言，而那女孩竟也跟随而来，毫不在意村里人的看法。我猜如果被家长得知，大概也会羞坏几代人的脸面。可事已至此，两人便只得身揣几百块钱继续走在这既浪漫又辛酸的不归路。

　　其实他俩真的是很相爱啊，每日小张都会跟女孩通话很久，我虽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那些甜言蜜语的情话却大约可知，有时候他们会相互安慰一些什么，还有时则是小张发怒地喊几句，大概是对家里的抱怨吧。她来过几次，就这样偶尔相见，有时她给小张带来些吃的，印象最深的是她总会买来大瓶的纯净水：这村庄周围多工厂，水喝起来带了腥味，管道中也会流出大块海带样的绿叶子。这样我们便渐渐熟悉，她来时，偶尔便叫我去屋里与他们一起分享些小吃和啤酒。对我他们都毫无虚假和做作，每每喊我一声萧哥，便拿来一根香肠和一瓶酒，或者呼我借支烟抽，倒带着几分江湖气。

　　记忆中那个夏季颇有些北野武电影的味道，而其平静也是因一次斗狠事件打破。一日正午我正在屋里读书，门外进来几个年轻人招呼小张，说要去教训一个家伙，小张二话不说便跟他们出门而去。他们骑车上了村口的大路，那路宽阔而平整，是附近工厂运输货物的要道，直连城市的三环，烈日当头，热火笼罩，如同西部电影中那能蒸出人之鬼影的场景，战争就是在那里爆发的。直至黄昏，但还未到下班时间，他们便已归来，几个人倒都无大碍，却都垂头丧气，原来斗殴一事被厂方知道，遂罢了几个人的工，且克扣了当月工资大概两千元。之后小张的女友便好几天没来。

　　我在那小院住了两个来月，编辑一份杂志，也完善了长篇《艾丽泽蒂》中的一些细节，其实小张讲述的许多故事给了我很多灵感。直至秋寒渐渐浓重，我又得了些微薄的稿酬，便更换了一处住所。搬家时，小张与他女友也来帮忙，却已无怒气，都是开开心心的，毕竟年轻气盛，真令人羡慕。因为我在小屋多耽搁三天，包租老伯便生生扣押了我的三十元押金，我们一起与那老农理论，但终是人在屋檐下，只得认吃亏。我说不再计较了，小张却为我抱不平，说改日寻到那田舍奴，一定给他好看，看来那张俊面孔下火爆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后来他搬离时弄丢了一把钥匙，或者还有些什么小差池，便被克扣了五十元。搬迁不久，小张来找我，说彼此住得又都不远，叫我有空去坐，他依旧孤身一人。其实他大概很喜欢我的新家，想与我合租，只是我一心想着读自己的书，没有领会吧。

　　新居所是另一位非常和蔼的老先生留下的，月租一百元，院子更大，且是前后院，颇有童年老家的感觉。院前栽了两棵巨大的柿子树，那些啄果子吃的鸟儿有五六种，颜色各异，树枝上盘旋的蜘蛛也有十几只，比带翅的土鳖要亲近人多。房子是一座双层小楼，我在二楼靠东的小间，别的屋子却都空着，日日夜夜地安静着，就像真的离了这个世界。现在想来，那真算是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虽然小屋玻璃是碎的，总有秋风吹到我的脚上，但每日从早至晚只有我一个人在，我便像个果壳中的君王般面对这世间的一切。那时，小张便已去了那座电车控制器厂(以前我曾笔误是座电车电池厂)，因为不在一起居住了，小张的女友见得也越来越少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直到大概七月份，我终于挨到那小小积蓄弹尽粮绝，便也合计着去那工厂打了一阵工。工厂对职工素质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长期、大量地需要劳力，全厂有百十来人，男女各半，分管精活粗活。这地方不避贵贱，三教九流，大概正是每个写作者都必须用来换取素材的半闲散时光，就像在路上煮豆粥的蒲松龄，其实我也记录了很多故事，譬如那乡间的功法练习者，譬如那在事故中残疾者，许多是写不得的，只能点到为止。

　　因是小张带我寻的差事，我初以为会与小张做一样的工作，他负责给控制器的金属壳塞上一只用来防水的塑胶塞，这道工序大概有十来个人做吧。而我却被安排到仅有两人的焊锡岗位上，那是差不多最初的工序，我身边是一排女孩，负责给电路板插线，通过传送带传到我这里，我便用熔锡将插好的线头热固定，每每一股青烟过后，控制器做好了，而我们却既无口罩，也无其它防护，嗓子呛得要命。初入工厂不久，便逢中秋备货高峰，全厂抢时间赶任务，我们每日早晨八点开工，最晚要到晚九点下班，那时我才真正领略了一番低人权工业的味道。而所有人说起这些，便都有矛头所指，那最让人讨厌的角色便是一个秃头矮个的副总，工人们都知道，所有谋划都源于那副总的光头，于是私下便把称他“秃头管家”。其实中国的管家阶层是非常有意思的，利弊权衡之时，他们往往比老爷们自己还更懂得俭以持家的道理，能想主子之所想，及主子之所及，其实呢，一旦遇到风波，他们往往又是首当其冲，就像李斯、晁错、岳飞，故而多是些悲剧。而恶人们得了管家之位，其权柄便又为私欲而无限放大，譬如今日所谓管家者，似乎便是公仆机构的小职员，这类人本是看家护院的，对公众利益斤斤计较些固然是值得理解，甚至秉公办事也值得敬佩，可偏偏不少仗势欺人的主儿，让公检法司布满难看的嘴脸，也许这些管家们深知无论多大的来头，打狗也须看主人，任何人都不可撼动公权力的尊严，而他们俨然便是公权力的代言人。

　　但在这秃头管家的英明领导下，工友们干活也都很是卖得力气。每日十余小时的工作，却少有人偷懒，尤其那些“计件工”更令人钦佩。他们多是三四十岁的女性，有个上小学的孩子，她们每日很早骑车离家，脸上带着疲惫，直到走进车间却陡然精气十足，她们带着一个大水瓶以及一个塑料饭盒，里面便有馒头和炒菜，她们总让我想起艾青或臧克家的诗歌，她们一般很沉默，偶尔只两三个人说些村里家长里短的故事，却很少跟那些年轻女孩交谈什么。那时工厂里的确颇有些附近的姑娘，二十出头，正待嫁中，甚是惹人注目，她们跟各种人开挑逗的玩笑，就像十七世纪的西方小说中那些纺织姑娘、采棉女工一样，有的自是有些姿色。或许因为我一直冷漠，故而很少有女孩招惹我，便只有听着的份儿，而那时我旁边有个三十五岁的中年男人，个子瘦小，脸孔黝黑，养着三个孩子，总是微笑着，记忆中只有一次发火，便是一个女孩非要缠着他去买一种糯米糍，他似乎也比较笨拙，并不能领会其中意思，便讷讷地说自己没钱，于是被嬉笑一番，脸上无光发起火来。那时工厂的休息时刻，那能让人从机器嘈杂、身躯疲惫和各自的人生压抑里短暂解脱出来的宝贵的十几分钟，真的是人间百态。但无论如何，这的人似乎是相信勤劳致富的鬼话的，那些中年沉默的女性总是很幸福，只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工，计算工资时，却每每都让人失望。

　　虽不同岗，但在小张介绍下我很快也进入了一群新朋友的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年龄有大有小，四十岁到十几岁都有，也各有各的玩意，这圈子中竟然有跟我一样喜欢毕尔巴鄂竞技的，当然大多数则甚爱网游与台球。那时我有个师傅，三十岁，教我焊锡，总是很照顾我，休息时，我多会跟他躲到楼顶去抽烟，那是一片很大的空间，一只像贝克辛斯基末日画卷中的电动自行车横躺着，没有轮子。他竟然喜欢听里奇的《说你说我》和亚当斯的《为你倾情》，他说那是一年前，几个师大的实习生来工厂时教他听到的。他三十岁尚未成家，从十七岁便做车间焊工，这一干便是十几年。记得冬日一天，我在顶楼与一旧友通电话，我的师傅在一旁播放《说你说我》，头一天下了厚厚一层雪在楼顶，我看到香烟在雪地上的影子，就像是一只鬼魂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爬行。后来这里人越来越多，小张也来过，但他吸烟很快，是我们一半的时间，而且什么都不说，匆匆抽完就走。

　　在这普罗大众之中，小张是个平凡的角色，他的女友更是，我似乎从未在车间见过她，仿佛她已经消失在这嘈杂之中。而我自己也忘记了许多思想，甚至忘记了体会和关怀，那时更觉得真如老舍先生所说“劳动最快乐”。只有每日回到小楼，秋风徐徐来，鸣蝉对月影，加之身躯劳顿，便更能体验“草堂秋睡足，大梦月迟迟”的美妙了。直到一个仲秋的周末傍晚，小张带女友来我的住处，很是尴尬地跟我说要借用一下这里的浴室。她租住的小屋没有洗澡的地方，而那时柿子树叶已黄，大概是挺冷的，院里有个洗澡的小间在楼下，但都是简易的设备，水是凉凉的，灯光是暗暗的。但她什么都没说，就拿着毛巾和香皂去里面，我和小张在楼上听音乐，渐渐地竟把她忘了。大概十几分钟后，小张突然说有人喊他，急忙跑下去。我打开院子里的灯，看见他们环抱在一楼的楼梯口，女孩抽咽着，小张不断地问，怎么了，怎么了，可她却什么都不说。直到他们离开，我的心莫名伤感了许久。

　　可我们还是这样生活了下去，那时我的工资最多时也只有一千四五，直至元旦节假过后，这疲惫的劳作也几乎将我读书写作的情绪压榨殆尽，如此这样，何时才能挣到一百万呢?临近春节时，北京一位朋友来看我，当夜我们便挤在那个小屋中，一直谈天说地到凌晨两三点。不知不觉，夜里却下起大雪，我们便只能一人盖被子，一人盖毯子，而破碎的窗子中则是风雪相加，像一群冰河季的猛犸从外面涌入，挡也挡不住。回北京时他说，你怎么受这样的生活。我还是很想去生活，体会寒冷，不知为何，我觉得自己永远配不上许多回报。

　　那年的最后一月，下了许多大雪。我们再次为春节前的销售高峰赶工，一天小张告诉我他要早点回去，他说他要去女友住处看看，她生病了。那天小张一个人拼命地安装了七百多个电池胶塞，手指都磨出了水泡。我也被调离岗位，光头管家对我说他们要培养新人。对于我，他大概听说我是大学生，便猜测我不会做太久了，于是便派我去做最累的活计，跟那些计件的中年妇女在一起，起初说一百个三十元，于是我便记着，这最累的活可以让我每天挣到一百五。那是最后三天，我安静地劳动，没有再看见小张，也把他忘记了，有人说他们回家了，但我只管每天安装大概五百多个控制器金属框，我的手指麻木，水泡每天长了又落，便用指甲刀把它们撕开，一天一层，直至一切的工都完成了。

　　一天后，我忘记那座工厂，骑车回学校时，却突然觉得它离城市并不远，那条大路，我们还在它的尽头喝过酒。我在一位留校做辅导员工作的同学那里借住几日，小张的电话没有通，直至去取工资。我的工资只有七百多元，少了一倍，是秃头管家亲自用了信封递给我的，有零有整，还有几张毛票都脏兮兮的。我拿了钱，在他面前数了一遍，他大概也是觉得太对不住我那几天的加班了，满脸愧疚地低声跟我解释，说老板规定请假是要扣钱的。我没听他说完就满心厌恶地匆匆离开那里。出来后，我给我的师傅打电话，他已回老家，我又问他小张的情况，他说小张大概还在他租住的地方，我骑车去找他。他果然在那里，我说，明年或许便不在这里，真想醉酒相别。小张很开心地去买酒，他说自己工资比我多不少，坚持不让我出钱。于是我们叫上几个还未回家的同事，喝了起来。那天北方呼啸，几个朋友都喝了许多。临行时，小张又把我送到大路旁，我们彼此静默很久，看车鸣远去。小张突然说，她回去了，说着竟开始落泪，他说她要跟别人订婚了，他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无言以对。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他的脆弱。

　　我似乎应该虚构某个情节，让他们再次相遇，或者在未来遥远的时光中的相遇，就像杜拉斯的情人，或者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所写的那样，岁月会把那变作夕阳下的美景吧，也许那会让主人公去说些什么，更有意义的语言，对人生意义的认知。可是他却什么都不会说。那年冬天离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张，手机号也没有留下，只是偶尔在路上，我还会见到很多跟他相似的人，我想大概很多人都可能是小张吧，只是每个人都随着社会不断变迁，以至于我都认不出他来了。

　　……

　　几年后，我去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某日，同事告诉我说一个电车公司的老板来洽谈业务，不久前我为这公司的老总写了一篇经销商大会发言稿。当时我隐约听闻公司名有些耳熟，待至见了那位大腹便便的老总，我顿时便想起四年前的时光，那竟真的是小张和我曾经同在的公司。于是我远远打个照面，便不再说话，不知那老总是否还记得我，我想大致不会，因为我在那里时，也仅仅是埋头干活，从未有机会接触过这等大员。我远远看着他在我们公司老板面前互相吹捧又因有求于人而拘禁小心的样子，真是可爱。于是我便在心中为所有人辩护，在这样的时代生活不易，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而我离开那家广告公司时，却又有几个小张这样的朋友，我身边总是围绕着这些青年人，也许是对于我，他们还保持着的难得的真诚和善意很容易让我感动，也许人本就对许多东西会有短暂的恋恋不舍，就像一种被称为爱情的疾病。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