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金庸小说与哈利波特中的国际关系

        浅谈金庸小说的国际关系

　　今年香港书展以武侠小说为主题，媒体邀请访问，谈金庸的国际关系观 (详见另文)。金庸先生以武侠小说成为一代宗师，其实宗师求学时，是就读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同行前辈。

　　金庸的武侠小说以中国为背景，触及不同朝代的外族政权，甚至有扶风、朝鲜、西域、天竺、西洋侠士出现，这些情节自然触及国际关系，不需再作介绍。值得思考的，反而是国际关系的概念如何融入金庸武侠世界，一切可以从武林大会开始谈起。

　　武林大会与国际会议

　　例如《笑傲江湖》，五岳剑派举行并派大会，虽说“五岳剑派，同气连枝”，但为了盟主一位，各派争权夺利，而整个竞逐过程其实并非在大会进行，而是长期作战的边谈边打。嵩山派左冷禅为争夺盟主之位，不惜暗杀、陷害、收买各派高手，以消磨对方实力，但最终还是为他人作嫁，便宜了华山派岳不群。

　　这种介乎谈判和决战之间的格局，叫人想起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后的和会，以及最终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条约确立了现代主权国家的世界观，是国际关系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战事可追溯至宗教改革，将欧洲分为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阵营，而三十年战争也分为两派，一派是哈斯堡集团，由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含奥地利)等组成，另一派是反哈斯堡集团，有法国、瑞典、丹麦等成员，最终以哈斯堡集团战败落幕。而这两大集团，就颇有“传统霸权”华山派和“新兴霸权”嵩山派的影子。其实欧洲的天主教力量原来较为强大，正如华山派分裂前以风清扬的“独孤九剑”笑傲江湖，但各国、各派外交都是现实主义主导，原属天主教阵营的法国为了打击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加入新教阵营作战;而原属新教阵营的丹麦为了抗衡强邻瑞典，战争后期却倒戈相向。嵩山派拉拢各派内部的“非主流派”，正是同一外交伦理的显现。

　　《天龙八部》的各国互动

　　当不同派系有了明显国家背景，金庸小说的国际关系元素，就更加明显，《天龙八部》是当中代表作。当时是北宋年间，但金庸并不以宋为正统，对同时存在的辽国、西夏、大理、掘起中的女真族(即后来的金国)、乃至希望恢复燕国的慕容氏，都赋予平起平坐的重视。这些国家之间的瓜葛，不但塑造了主角之间的基本关系，也刻划了複杂的身分认同问题。例如乔峰是辽国人，在宋国长大，又分别与辽国国主耶律洪基、后来成为大理国王的段誉，以及西夏驸马虚竹结拜为兄弟，而与要复兴燕国的慕容复齐名，这种武功以外的实力，其实反映了当时各国的最大公约数，也是维持相对和平的关键。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曾瑞龙教授的遗作《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正是分析北宋国际关系的著作，足以作为《天龙八部》的参考。他以大战略架构分析了当时每一场战事，发现两国交战其实胜负参半，并非教科书形容的宋军“屡战屡败”，而且除了杨家将和岳飞，宋国还有不少独当一面的战将。

　　最终宋国偏安，其实是外交失利。这观点在《天龙八部》反而显现得更充分：宋国赶走了原来可以为自己服务的乔峰，对西夏、大理、西域群豪也不大重视，境内高手都得不到重用，才走到各国服务。

　　国际政坛韦小宝：李光耀与梅特涅

　　这类外交操作不一定要以派系为单位，也可以在个人身上体现。金庸笔下最有活力的角色《鹿鼎记》韦小宝，其实就是一位大外交家，长期游走各大势力之间，靠的不但是个人的机灵，更是维持势力平衡的敏锐触觉。此所以他在康熙可能剿灭天地会时出手破坏，在康熙几乎被暗杀时也奋不顾身相救，甚至对俄罗斯也留有一线，因为他深知道要是世上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他的生存价值。

　　以手腕和能力而言，最有韦小宝风范的大外交家有两位，其一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新加坡一直宣传是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被迫”独立，李光耀更在电视直播痛哭，但近年研究发现，其实他早已部署独立，哭别只是为免刺激马来西亚，其实心中在暗笑，这种事，韦小宝干过不少。而正如韦小宝在每个势力内部都有结拜兄弟一类支持，李光耀也很刻意结交不同阵营的贵人，在美英两岸之间游走之馀，更有意料之外的强援以色列。

　　当时李光耀留意到以色列军队在中东战争战绩辉煌，就邀请以色列军人乔装成墨西哥人，秘密培训新加坡军队，并以台湾为训练基地，而瞒过对以色列敌意甚深的众多伊斯兰邻国，和韦小宝借助明朝公主、神龙教高手等保护在清军的自己，如出一辙。李光耀一手促成两岸汪辜会谈，韦小宝也成为中俄两国共同信任的中间人，这些不但是难以複製的社会资本，更是独一无二的软实力。

　　其实在李光耀之前百多年，欧洲也出现一位韦小宝色彩甚浓的一流外交家：奥地利的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他是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和会的设计师，游走于各国之间，利用个人手腕，促成各国达成协议，重建欧洲保守主义的秩序。其实奥地利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已逊从前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但凭借梅特涅的外交手腕，令奥地利在战后获得不少利益。

　　“梅特涅式平衡外交”(Metternichian Balance ofPower)被视为新加坡立国哲学，指导思想为“双重镶嵌”策略，即令世界和地区列强的利益嵌入新加坡本土，而新加坡的生存空间亦嵌入各国外交考量之中，以避免外交上的一面倒。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对带领新加坡游走于美国、中国和英国等势力之间，并能适时作出正确决定，明显十分自豪。

　　浅谈哈利波特中的国际关系

　　早前曾介绍过国际政治学者借“丧尸”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作品，不少读者表示很感兴趣，而这类普及学术的尝试，实在值得提倡。今天我们希望介绍另一例子：年前笔者在华盛顿，遇上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 Daniel Nexon ，他展示了一本和挪威奥斯陆大学副教授 Iver Neumann 共同编撰的作品《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内裡包含十多位国际关系学者的章节，都是从不同理论分析《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以及它与现实世界国际政治的互动，内容精彩纷呈。当然，“哈利波特”只是一个幌子，真正重点还是种种理论与范式;不过就是单看故事，这本书依然吸引，希望早日有出版商推出中译版，让更多读者进入个中世界。

　　《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一书的基本内容，都是围绕“大众文化”和“国际政治”的互动展开，并提出一个“双重表达”理论：作者认为，我们在现实生活观察到的国际政治、新闻报道、政策报告等，都属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表达”，以直接表现国际政治的“事实”;而大众文化如电影、小说等，则属于“第二重表达”，即对现实世界的再创作。传统国际关系专注研究“第一重表达”，但其实“第二重表达”与现实国际政治的互动，同样影响深远。它们的互动，有四种模式：(1)大众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因果联系、(2)大众文化的数据价值、(3)大众文化反映事实的“镜像效应”、(4)大众文化的“建构效应”。这些“表达”、“效应”一类名词，自然让人感觉抽离，但只要具体看看每一章的方法论，就能轻易明白这四种方法是甚么回事。

　　第一种互动：因果联系。在第一章，作者从《哈利波特》和电影生产发行的互动入手，指出全球化现象导致国际市场的重要性超越国内市场，令大众文化传播重视跨国扩张，从而影响了现实世界的权力分配。

　　时代华纳(Time Warner)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发行商，凭这作品进一步巩固了行业的垄断地位，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传媒巨头，而此前时代和华纳两大公司的合并，已经是一个垄断性行为。因此作者指出，大众文化传媒领域的“权力争夺”，一如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象征了不同国家对利益的竞争;而时代华纳的“(美式)文化霸权”，自然引发商业对手和诸多文化团体的担忧和反对。

　　第二种互动：数据价值。在第三章，作者以《哈利波特》在全球的翻译为例，探讨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据统计，《哈利波特》至今已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言，不同地区的翻译原则却大有不同。在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翻译大多采取“忠于原着”手法，因为《哈利波特》的“麻瓜世界”以英格兰为模板，这对大多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毫不陌生，容易代入。在马来西亚、土耳其、印度这些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的地区，《哈利波特》的翻译则带有“解释性”，亦即译者时常运用本土文化词汇，来表达原作者的意思，以便本土读者理解，这也是“全球在地化”最明显的反映。在俄罗斯，《哈利波特》的翻译尤为“激进”，译者几乎是借用“哈利波特”之名，重新构建完全依照本土文化产生的故事，一度引发关于版权的法律纠纷;当然，“激进化翻译”现象的背后，无疑是全球化与本土矛盾的体现。作者因此指出，《哈利波特》的不同译本，可作为研究全球在地化的“文本数据库”，这便是大众文化传播的“数据价值”，也符合今天大学讲求“big data”之道。

　　第三种互动：镜像效应。在第五章，作者分析了《哈利波特》的世界观，指出其中多有对现实国际关系的“镜像”描摹。例如现实世界的“民族国家”，在魔法世界中被不同魔法学校代表;“魔法部”的设定，也与今天的国际组织相若，都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体现。然而，与现实政治相比，“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政府、国家角色极为有限，反倒是个人的能力被极度强调，这方面反而更符合自由主义精神。与此同时，魔法世界中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往往因为不同的身份认同而生，这又是建构主义精华所在。无论应用哪个理论也好，《哈利波特》都是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像”而存在。

　　第四种互动：建构效应。在第七章，作者着重分析《哈利波特》如何通过“第二重表达”，让一些原本不被“第一重表达”认受的事情广为传播，进而“正常化”(naturalizing)。最典型例子，就是“哈利波特”世界中的“魔法世界”、“麻瓜世界”和“巨人世界”，活像北欧神话设定中，“旧神”、“人类”和“巨人”这三重世界的再现，而后者随着北欧现代化进程，却渐渐被人们澹忘。

　　《哈利波特》小说风行，才再度唤起现代人对“北欧神话”的记忆，以及“北欧神话”代表的北欧独特历史文化痕迹，进而让“北欧”这一地理和历史文化身份，在今天为世人重新认知，这就是大众文化对现实的“建构”与“重构”。

　　不过说到底，《哈利波特》的情节和世界观，其实以互助精神和自由主义主导，其他都是配菜，这想必与作者洛琳(J. K. Rowling)本人的政治立场不无关系。洛琳并不忌讳自己的倾向，她是英国工党的铁杆支持者，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并在数次大选中称讚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小说天马行空的背后，活脱脱是一个西方传统左派知识份子。

　　或许在洛琳眼中，自由主义提倡的个体自由与合作的可能性，才是魔法世界的魅力所在;正如《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作者指出，这样的魔法世界，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甚至改变现实世界提供了指引。由是观之，《哈利波特》和未来的互动，随时有更出人意表的影响呢。